在这种意义上，行政过程论是动态的考察方法。

韩国作为传统的儒教国家，社会同质性比较高，具有共同的传统道德和信仰。哈特更强调自由的可贵，他特别提醒道德的开放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条又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精神文明一词是82年宪法首创，也为世界立宪史少有。[xxvii]子女随父姓，并以姓标示自己血缘的必要性和社会作用已经降低，或者已经不存在。现代社会已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人的自主性成为最高的道德价值，为一切社会关系伦理制度所不能约束。前一部分我们分析得出社会公德条款不具有规范效力，这一结论还留有一定余地，即社会公德条款虽然不能单独限制公民的权利的自由，但由于宪法文本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和社会公德的提倡，社会公德不可避免仍然在个案权衡中可以发挥一定比重的作用。

但法官在援引社会公德明显违背道德中立的立场。在秘密场所自愿进行性行为属于道德范畴，法律不宜干涉。[90]有效的权利救济需要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保障，而组织机构的形式要求倒在其次。

因此，多年来的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的焦点集中于行政诉讼管辖改革，如异地管辖、提级管辖以及集中管辖等，但成效并不显著。[72]统一的行政诉讼法草案经过1982、1985两次审议，未获通过。行政法院是法治国家中不可替代的限制国家权力的重要形式。在审理行政纠纷的过程中，行政法院则承担了对这些法律进行解释，使其和谐化、统一化的功能。

康德的理性主义和自然法观念，成为19世纪德国法治国理论的思想基石，例如，使法治国家概念成为通用名词的著名学者莫尔（Robert von Mohl）即认为法治国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极致。(一)行政法院产生的政治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条件 德国行政法院产生的19世纪后半叶是从开明君主制迈向君主立宪制的时期，也是一个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盛行的宪法运动和革命不断的时代。

非常重要的是要对行政诉讼制度本身进行完善，因为打铁还需自身硬。比如，行政法院过多介入计划行政领域，过大的司法审查强度影响了行政机关的判断余地，等等。这种制度设计一方面造成整个行政法院体系的组织机构成本和立法成本过高，因为每个专门法院都有自己的法院组织法。程琥：《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我国行政法院设置问题研究》，《法律适用》2015年第2期。

（二）关于行政法院的三个核心争议 1. 司法国家与行政司法之争 19世纪行政对私权的干预日益严重和频繁，在法治国理论指引下，学者们在讨论如何依法拘束行政权时，形成了司法国家和行政司法两种不同的观点。在此，行政法院突破了传统的国家和公民二元关系，对多元社会主体的利益进行调和平衡。[23] 同时，由于保罗教堂宪法第182条后半句只规定所有违法行政都由法院来裁判，而未明确规定由普通法院还是行政法院来裁断，这就为后来行政诉讼应由普通法院还是行政法院管辖的争议埋下了伏笔，尽管有学者认为因为当时行政法院还不存在，这里的法院不言而喻指的是普通法院。在法院管辖的确定问题上，体现了不同法院之间的权力角斗和政治影响。

行政法院和宪法法院一起，对监督行政活动的合法性并保障法律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优先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2] 再次，补充法律和填补漏洞。

[31]南德派代表萨韦（Sarwey）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符腾堡邦国的著名公法学者，在其著作《公法与行政救济》中，强调行政法是在宪法原则指导下的国家行为，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但行政法与基本权利紧密相连，行政法不是去定义行政目的，而是界定行政的外部行为，防止其侵犯公民权利，因此行政法和行政诉讼的主要功能在于权利救济。通过各种改革配套措施，完善行政诉讼制度，提供有实效的，无漏洞的公法权利救济和保障，实现行政诉讼的根本功能，也是摆在理论和实务界面前不容忽视的长期任务。

例如，社会救助争议划归社会法院管辖即受到了党派、工会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较少考虑法律体系的和谐性和行政诉讼的专业性，最终导致行政法院地位被削弱，而社会法院却不堪重负。尤其是在社会矛盾比较集中的城市规划和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保护等领域，行政法院通过公正的程序，全面听取各方意见，按照社会公正标准，合理运用判决、调解等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来调和平衡各种利益冲突，将有助于避免民众抗议，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德国的行政诉讼法理论和判决中，通过对主观公权利和行政行为概念的扩大解释，几乎很少还有什么行政决定不会影响到个人的主观权利，不具有可诉性。（三）小结与评析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独立的行政法院是走向法治国家和分权国家的象征。为防止行政权，尤其是警察权滥用，必须对其进行监督，这在当时已达成共识，但分歧在于由谁来监督，是采取行政自我监督——行政司法模式（Administrativjustiz），还是学习英国的司法国家（Justizstaat）模式，由司法来监督？若由司法监督行政权，行政争议是由普通法院还是独立的行政法院来审判？若设立行政法院，其功能是保护个体的主观公权利还是维护客观法秩序？这是围绕着行政诉讼和行政法院的三个核心争议问题，下面将一一阐述。但这些争议的核心都指向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在法治国家原则指引下实现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立与制约以及如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所以，行政法院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民主法治社会的有效运转。根据党的十八大三中和四中全会司法改革的精神，以及新行政诉法第18条第2款的规定，现在行政审判体制改革探索的重点是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和法院人财物由省统管。

[1]换而言之，原告的胜诉率不足一成。行政法院可以发挥的上述积极功能，可以成为决策者在考虑是否建立独立的行政法院时作出赞成决定的加分项。

所以，即使经过各方利益博弈，最高决策层决定成立行政法院，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保障行政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从而实现行政审判的独立和公正。这使得几乎所有的权利类型（个人权利。

例如，关于环境团体的诉权问题，学界在反思和发展对诉权扩大造成阻碍的保护规范理论的基础上，将环境团体诉讼分为两类：利己的团体诉讼（"Egoistische" Verbandsklage，指该团体为其成员的权益而提起诉讼）和利他的团体诉讼（AltruistischeVerbandsklage，指该团体提起诉讼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客观法秩序，而不是保护个人权益）[62]，论证了利他的团体诉讼享有诉权的可能性，而且经过1978年德国律师法大会表决后提交立法和司法机关，为审判实践中引入属于客观诉讼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提供了理论支撑。进入专题： 行政法院 德国 。而权利救济的标准则是主观公权利。[5]尽管如此，学界和实务界对建立行政法院的期冀并没有戛然而止，因为新行政诉讼法第18条第2款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83]马怀德：《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的目标：设立行政法院》，载《法律适用》2013年第7期。程琥：《行政审判专门法院：行政诉讼体制改革的关键》，《学习时报》2015年10月29日第A4版。

在欧盟法的转化和适用方面，行政法院也没有起到应有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陈有西：《我国行政法院设置及相关问题探讨》，《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

没有法治国家原则和权力分立原则的保障，行政法院将成为形式的空壳，无法真正发挥监督和救济功能。[17] 陈新民：《德国19世纪法治国概念的起源》，载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如何实现目的，则留给行政机关去决定。这些特殊管辖规定都弱化了行政审判的地位。但学者认为，行政诉讼在体系上虽然是以个人权利救济为重心，但并未完全摒弃客观法秩序审查的观点，因为如果没有对行政合法性的审查，行政诉讼的权利救济功能也无法发挥。[63] 另外，大学教授可以兼职担任法院法官也为这种理论和实务的双向互动交流提供了制度保障。

[21] 于是，效仿英国，由独立的普通法院审判所有纠纷，并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南德强调个人权利救济，对诉讼范围未作严格限制，如符腾堡邦国采取的是概括性规定，但原告资格仅限于主观公权利受到侵害的个人，排除了公益诉讼。

但是，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行政法院在民主法治社会发挥上述诸多重要功能的前提是行政法院的独立和法官的独立。[80] 面对以上问题和挑战，德国实务界和学界都在反思和批判现行的行政法院制度，但也对其具有充分的制度自信，因为行政法院建立150年来，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完成基本法第19条第4款有效司法救济的保障任务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46]此外，行政法院也有利于保障公众民主的实现，例如，在集会法或公众参与的过程中，通过民意形成和讨论的公开方式，培养民主的公共意志。行政法官必须了解行政内部的程序，行政活动的思维逻辑，这对于提供有效的行政司法救济以及保护公共福祉都具有重大意义。